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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8】这样看问题，我认为，就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前述两难，因为只要肯定清代思想中的新元素仍出于对理学的反思，只是在方式上不同于后理学时代，就不仅指出了清代哲学的贡献，也表明了这种贡献与理学传统的内在关联。【8】再比如张岱年，他认为中国哲学有自己的一套概念范畴，这意思就是有一个概念范畴的体系。

11侯外庐:《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》，《中国思想通史》第五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56年，第425页。关键词：清代; 哲学史; 宋明理学; 语言; 众所周知，建构中国哲学史的叙述框架，是将中国传统思想纳入现代学术语境中进行讲述的主要方式。28戴震:《戴震集》，第312页，第314页。也就是说，给定某一哲学观，并不只有单一范式的哲学史书写。2梁启超: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朱维铮校订，中华书局，2016年，第5页。

4梁启超: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第1-2页。如此看来，不仅考证之学，文史研究也能视为吴根友所谓语言学转向的产物。因此，对于人与万物的关系，要放到整个生态系统中去理解，并由此说明人的地位与作用。

且如人，头圆像天，足方像地，平正端直，以其受天地之正气，所以识道理，有知识。我们通过朱子有关人与万物的关系的论述，就会明白这一点。这可能是解读朱子时所遇到的最大困惑，以为朱子将动物人性化了。[2]《朱子语类》，第63页。

[3]《朱子语类》，第57页。从这一点说，人与万物有共性，人是万物中之一物，并无特别优异之处。

这所谓心，是指天地以生物为心而物得之以为心者，是从生意上说的。只一阴一阳之道，未知做人做物，已具是四者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，所谓以理言之，并不是只讲理而无气，而是从天地一元之气上说理。但不能说，动物毫无知，只有所谓本能，如同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者。

[6]《朱子语类》，第66页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朱子提出了一个观点，就是枯槁有性。其中，有有生命之物，又有无生命之物，生命之物又有动、植物之分，特别是人与其他生物有更大的区别。[7]《朱子语类》，第68页。

但是，万物之禀受却不同，其所以不同，是由于气不同，气是复杂的、具体的。问：枯槁之物亦有性，是如何？曰：是他合下有此理，故云天下无性外之物。

知觉运动，人能之，物亦能之。枯槁之物，谓之无生意，则可。

昨晚朋友正有讲及此者，亦已略为言之，然不及此之有条理也。物之间有知者，不过只通得一路，如鸟之知孝，獭之知祭，犬但能守御，牛但能耕而已。这说明人物在其生成的过程中是有差别的，因此形成不同的人性与物性，这是具体的性，即气质之性。[4] 天以其生理而赋于人物，便是天命之性。至于虎狼之仁，豺獭之祭，蜂蚁之义，却只通这些子，譬如一隙之光。从特殊性而言，人能得气之正且通，故其性能全，而物得气之偏且塞，故其性不能全，因此有贵贱之分。

好恶更是从情上说生意，具有明显的情感特征。自然界的万物是丰富多样的，由此构成一个和谐的有机世界。

谓如日月之光，若在露地，则尽见之。尝观一般花树，朝日照曜之时，欣欣向荣，有这生意，皮包不住，自迸出来。

因此，这些区分不是绝对的。[19] 动物虽然不能像人一样具有天命之全体而只能通一处，即不具备完全的道德，但是却能专注于此一处而全尽，人则多欲而易昏。

[2] 但唯其所受之气只有许多，故其理亦只有许多[3]。如虎狼之父子，蜂蚁之君臣，豺獭之报本，雎鸠之有别，曰仁兽，曰义兽是也。[5]《朱子语类》，第58页。于彼则言理同而气异者，所以见太极之无亏欠，而非有我之所得为也。

他所谓理，是性即理也之理，即性理。……于此，则言气同而理异者，所以见人之为贵，非物之所能并。

至于虎这样的动物，遇毒箭而死，也是勇往直前，不像有些人那样贪生怕死。这实际上是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。

具体到人与物上，则又有不同。这样看来，可从两方面说明人与万物的异同。

但是，对于植物有没有知觉的问题，朱子并没有明确回答。万物都是气之所生，没有无气之物，没有无气之性，有人提出看法说：非气，则何以为人物？理何所受？朱子回答说：极是，极是。从普遍性而言，人与万物有共同的本原，天地间非特人为至灵，自家心便是鸟兽草木之心，但人受天地之中而生耳[16]。这所谓心，就是天地以生物为心，而人物之生，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[8]的心，这是广义地说。

所谓以气言之，并不是只讲气而无理，而是从气质之性上说气。而今讲学用心着力，却是用这气去寻个道理。

气之异者，粹驳之不齐。由此亦可说明，朱子不只是从生物学的层面上关注生命问题，更重要的是从道德生成的普遍意义上关注生命问题。

[10]《朱子语类》，第66页。[9] 珠与水的比喻是人们喜欢引用的例子，容易得出朱子是二元论的结论，但这只是一个比喻（这个问题不在这里讨论）。